邓拓百科介绍

人物简介

　　他从小酷爱文学艺术，18岁参加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晋察冀分社社长等职。新中国建立后，历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并主编理论刊物《前线》。1961年3月，开始以“马南邨（cūn）”为笔名在北京晚报副刊《五色土》开设《燕山夜话》专栏，共发稿153篇，受到读者喜欢。他的杂文爱憎分明、切中时弊而又短小精悍、妙趣横生、富有寓意，一时全国许多报刊、杂志争相仿效，开设了类似的杂文专栏，为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苑增添了生气。他与吴晗、廖沫沙合写杂文《三家村札记》。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刊登关于《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批判材料，“三家村”被打成“反共集团”，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最早牺牲品。5月18日，邓拓含冤自尽，成了“四人帮”1966年起大兴文字狱的第一个牺牲者。邓拓另有《中国救荒史》、《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等论著。他的杂文重史识、史论，抓住现实，旁征博引，含蓄委婉，可谓雅俗共赏。 邓拓及其家人照(17张)　当年风雨读书声，血火文章意不平。 生欲济人应碌碌，心为革命自明明。 艰辛化作他山石，赴蹈从知壮士情。 岁月有穷愿无尽，四时检点听鸡鸣。 这是一首题赠友人，也是自己用来抒怀明志的诗。 他的一生是英勇的。在反动派疯狂屠杀工农和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刻，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放弃了学业和专业，奔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场。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他一手握笔，一手拿枪，出生入死，呕心沥血，十年如一日，和他的战友们一道，创造了人类新闻史上的奇迹。他襟坏坦白，光明磊落，面对风云变幻的种种复杂情况，勇于讲真话，讲真理，始终保持着一个共产党人的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的革命精神。

　　他的一生是悲壮的。他毕生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主编出版了中国革命出版史上的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写过大量热情讴歌和传播毛泽东思想的章。但是最后却被林彪、"四人帮"横加一个"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名含冤辞世。他以毕生的精力宣传真理，歌颂光明，揭恶和黑暗；却惨死在用最卑鄙的谎言和最恶毒的诬陷织成的罗网之中。他用他犀利的笔英勇奋战了一生，最后却被一小撮以杀人的反动文痞的笔杆子杀害。在他活着的时候，有些人不能真正了解他，有的人误解过他，责难过他，甚至伤害过他。但是，在他死后，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越来越了解他，怀念他，越来越敬重他。

　　他的-生又是短暂的。他在他生命的盛年就离开了我们。但是，他让自已生命的分分秒秒都发出了光和热。他留给人们的精神财富是多方面的。他一生争分夺秒，珍惜"生命的三份之一" "生欲济人应碌碌，心为革命自明明"。他用自己一生的行动；实现了自已的志向和信念。和成千成万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的先烈一样，他也将水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他，就是邓拓。

生平简介

　　民国15年(1926年)，邓拓就读于福建省立第一高级中学。民国17年，和傅衣凌等组织“野草社”，出版自编自印的刊物《野草》。民国18年，考入上海光华大学社会经济系。翌年冬，加入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参加中国共产党。翌年秋，转学到上海法政学院，曾任社会科学家联盟和上海反帝大同盟区党团书记，中共法南区委宣传干事、宣传部长和南市区工委书记等职。民国21年，参加上海纪念“广州暴动”五周年游行时被捕。翌年秋，保释出狱。是年冬，参加“福建事变”，在“人民革命政府”文化委员会、外交部任职。“闽变”失败，逃到上海，转入河南大学社会经济系续学。民国26年6月，出版专著《中国救荒史》。同年夏天，再次被捕。“七七”事变后，获释。9月，进入五台山抗日根据地。先后任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晋察冀分社社长、晋察冀文联主席、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组组长等职。邓拓率领新闻队伍，转战太行山，既是总编辑，也是指挥员。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一周年时，邓拓为《晋察冀日报》撰写讨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系统论述毛泽东思想的论著之一。同年3月，与丁一岚结婚。民国33年5月，主持编辑出版5卷本《毛泽东选集》 (晋察冀版)，是中国革命出版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北平和平解放后，邓拓任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宣传部长。　1949年秋，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同年冬，受聘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58年，调离人民日报社，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思想文化战线工作；主编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 。1959年，兼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建馆领导小组组长，出版《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1960年，兼任中共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邓拓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60年代初，邓拓应《北京晚报》之约，撰写《燕山夜话》专栏杂文。不久，与吴晗、廖沫沙合作在《前线》杂志撰写《三家村札记》杂文。“文化大革命”开始，被打成所谓“三家村集团”，身心受到极大摧残。1966年5月18日含冤去世。1979年2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文革遇难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的出笼对知识界、政界震动很大，首先冲击的当然是北京市委。也就是说北京市委必须对这篇文章有个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是转载还是不转载。　

　　姚文元的文章出来当天，《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就给当时市委分管《北京日报》工作的市委书记郑天翔打电话，请示是否转载。郑天翔匆忙看过，就给范瑾打电话，让她第二天转载。可是，第二天《北京日报》没有转载，郑天翔给范瑾打电话，范瑾说：“邓拓同志不赞成登，他说不能轻易登，等请示彭真同志再说。”彭真不在北京。邓拓当时主持意识形态工作，但不分管新闻，而郑天翔分管《北京日报》，却不分管意识形态。之所以这样分工，是因为邓拓被毛泽东批评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并逐出了《人民日报》之后，市委不让邓拓过于为难，就把新闻这一块摘出来让郑天翔管。

　　邓拓不同意转载，自然有他的道理。毛泽东提出来要批吴晗，彭真早就向市委打过招呼。但是，对于市委领导，包括彭真在内对批吴晗至少有这么三点心理障碍：一是吴晗为人正直，一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事业，政治上是靠得住的；二是吴晗是明史专家、教授，但又是来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从学术的观点上批判吴晗可以，从政治上全盘否定吴晗不能接受；三是中央过去曾说过：郭沫若、范文澜、茅盾、翦伯赞、吴晗要保。现在公开点名，至少也应向中央文革五人领导小组或中宣部报批，姚文元的文章没有迹象说明是经过批准的。　

　　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发表，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战略部署。因为拿吴晗开刀是指向“三家村”、指向北京市委和彭真的最好突破口。邓拓和吴晗都是《三家村札记》专栏作者，抓出吴晗，自然也就抓出邓拓。在江青、张春桥的日程表上，批判邓拓和批判吴晗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表上。　

　　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发表，即1965年11月10日到1966年1 月5日邓拓被停止工作进行检查，通共只有55天，时间虽然短暂，但邓拓的所作所为，都是起到力图把制造十年动乱的序幕关上。不希望朝着疯狂的、无原则的政治批判方向发展。在这段时间，他发表过演说，组织过写作组写学术批判文章，亲自出马写了“向阳生”的文章。但所有的努力，都只是一步一步被人把矛盾推向激化，都被当作加罪于邓拓、彭真的口实。　

　　1966年5月8日、5月10日、5月14日、5月16日先后发表了姚文元、戚本禹等诬陷邓拓的批判文章，揭发邓拓是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头目”，并且无中生有，血口喷人地声称：“邓拓是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邓拓当然知道这种诬陷是欲把他置于死地，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才这样说的。邓拓当然也知道，姚文元、戚本禹等这股恶势力在当时是无法抗拒的。邓拓在“五·一六通知”通过后的第二天晚上或第三天凌晨，以死来作最后的抗争。之前，邓拓给彭真、刘仁和市委们写了一封长信，此时彭真早已被批判，并在5月16日这一天失去了自由。邓拓临死之前给彭真等人写信，表明了他对彭真和市委的信赖。同时申明自己绝不是“混进党内，伪装积极，骗取了党和人民的信任”的人。并坦然地相信那些构成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名的杂文，到底是“什么性质”，“一定会搞清楚的”。信的最后他诚挚地写道：“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邓拓与首部《毛选》

　　1944年，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为了系统地宣传和学习毛泽东思想，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聂荣臻、程子华、刘澜涛决定将这一任务委托给《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邓拓。《晋察冀日报》社是报社，又是出版社，还兼新华书店，它出版的大量书刊中，马列主义的书占有很大比重。除翻印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马列著作外，还出版了普及读物，如《通俗大众哲学丛书》、《通俗社会科学丛书》，其中包括《马列主义初步》《共产党与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初步》《社会发展简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邓拓在《报社五年回顾》的讲话中说：四年多出版书籍129种，近80万册。从日本投降到进入张家口，一年出版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96种、57.6万册。这在战争年代，在敌后出版如此大量的书，实非易事，堪称奇迹。　应当指出《晋察冀日报》社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论持久战》。

　　邓拓接到任务后，主持了编选和出版工作，并写了《编者的话》。这部《毛选》在版权页上载明：晋察冀日报社编印，晋察冀新华书店发行，定价300元(边币)，1944年5月初版。全书共800多页，约50万字，选收了29篇文章，主要是抗战开始后到1944年6月期间的论著(为什么1944年5月初版的书中有6月份的文章，这是有原因的，下面有说明)，也收录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红四军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以及抗战爆发前夕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全书按内容分编为五卷：第一卷包括5篇著作，为国家与革命问题的论著；第二卷11篇，为统一战线问题的论著；第三卷3篇，为战争与军事问题的论著；第四卷3篇，为财政经济问题的论著；第五卷7篇，为党的建设问题的论著。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其后大连和渤海、东北等解放区的《毛泽东选集》以及近年日本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都是根据它编辑的。

　　邓拓撰写的“编者的话”，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的概念，满腔热情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作用。说明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指出毛泽东同志真正掌握了科学的马列主义的原理原则，使之与中国革命实践密切结合，使马列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在与党外各种反革命思想及党内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中，生长、发展和成熟起来的。邓拓在“编者的话”中鲜明地指出：“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要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全党同志必须彻底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之下。”

　　“历史证明毛泽东主义，就是中国的马列主义，只有依靠他的思想指导，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与此相反，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一切反革命思想与假马克思主义，却陷中国于严重危机或使革命遭受严重损失。目前国民党腐败无能，达于极点，这就加重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因此无论党内党外，都有深刻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必要。”邓拓在这篇“编者的话”中表达出的观点和1945年6月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精神完全一致!

　　《毛选》第五卷第一篇，原来选的是《论新阶段》全文，后只选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地位》这一部分，是中央宣传委员会的意见(当时的中央宣委会书记是毛泽东、副书记是王稼祥)。邓拓本来想多选几篇，像《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著作，可惜因为当时尚未公开发表，故没有选入选集。《毛选》的版权页上，标明的版权时间是1944年5月，实际上5月是发稿付排时间。在付排前，6月份报上又发表了毛泽东《同中外记者团的谈话》，临时补了进去。但版权页未及时作相应的改动，致使有时间上前后不一致的矛盾。

　　《晋察冀日报》社的职工们，在邓拓领导下，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在战争环境中，短短的几个月中高质量地印装成书，实在不易。当出版《毛选》时，正值1943年秋冬3个月的大“扫荡”之后，物资奇缺，印刷设备陈旧。我们在反“扫荡”中缴获的敌人的一个文件说，“《晋察冀日报》已永远和晋察冀人民绝缘了”等一类的词句。在庆祝反“扫荡”胜利和报社成立六周年的大会上，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的刘澜涛同志说：我们《晋察冀日报》始终未停，一直为广大人民服务，为人民所拥护，不但印报，还出版书籍。这就是我们的胜利。

　　担任排印《毛泽东选集》的报社二厂(印书厂)，住在太行山麓的阜平县马兰村附近小庄坡山村，这个村只有十几户人家。地处深山，交通不便，敌寇又烧杀抢掠，物资、粮食供应都很困难。就在这个小小的山村，《选集》5月开排，7月出书，9月出齐五卷，全部印刷完毕，送到读者手中，仅用半年时间。

　　报社印书厂厂长周明传达邓拓交代的任务时说：“老邓认为，印刷《毛泽东选集》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大事，要求我们全体职工，都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加倍努力，克服一切困难，做好工作，保证质量，以优异的成绩来完成《毛泽东选集》的印刷任务。”简陋的设备，印平装本的《毛选》就够吃力了，要印封面有毛主席像的、烫金的精装本，那就更困难了!为了不出错误，保证印刷质量。排字工人尽量减少错误；打纸型的工人消除打纸型时粘出来的铅字所发生的错误；印刷工人将铅板垫得平整，油墨均匀；装订工人将书边裁得整齐，折页整齐，拣页准确，装订严实。为保证不出错误，校对进行四校，还聘请专家校勘。

　　为了出精装本，邓拓和《晋察冀画报》社沙飞商议，由画报社制毛泽东像的铜版，这个问题解决了，可是烫金怎么办呢?小厂哪有烫金机。邓拓叫二厂再发动群众，想办法。群众发动起来，办法终于找到了。装订股长崔振南提出用手搬机代替烫金机，在手搬机下生木炭火，把转盘烤热，这样烫出金光闪闪的《毛泽东选集》五个大字的精装合订本。为此，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写信嘉奖报社印刷二厂。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称赞说：“邓拓同志在抗战后期还编纂了《毛泽东选集》，这是全国第一本系统编选毛泽东同志著作的选读本，为传播毛泽东思想做出了贡献。”这部《毛泽东选集》是“第一个系统的版本”，“一个流传最早、最广泛的版本”。(见龚育之《关于〈毛泽东选集〉的版本等问题同施拉姆教授的谈话》)后来，在这个版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两次增订再版。

　　周明回忆，1942年他在《晋察冀日报》社编辑部资料室工作的时候，邓拓打过招呼，凡是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出版的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研究毛泽东同志著作的书，都要送给他一份。邓拓同志还十分注意搜集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和手迹，像《新民主主义论》的复写稿，排印以后，他就把稿子要去珍藏起来。1946年画家尹瘦石来到张家口，展示了毛泽东同志给柳亚子先生的信和《沁园春》手稿，他就立即制了版，收藏起来。1948年4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来到阜平县城南庄，刘少奇、朱德、徐老、吴老也从平山来了，陈毅也从华东来了，政治局曾在这里开过一次会，这时，毛泽东同志把他《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交给《晋察冀日报》发表，打出清样后，毛泽东同志校对了一遍，做了些修改，要求再打一次清样，他又校对了一遍，又做了一次修改。新华社是根据毛泽东同志最后校对的清样，向全国发播的。邓拓同志把报社的两份清样都珍藏起来。党中央1948年发布的“五一”节口号，是在阜平县城南庄发出的。这个口号的第五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是毛泽东同志亲笔写在原稿上的，邓拓珍惜这份手稿，嘱咐排完后立即把手稿交给他。抗战时期，我们能够读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等毛主席诗词，能读到恽代英的“浪迹江湖数旧逝，故人生死各千秋”等诗句，都是从邓拓那里抄来的。

　　金肇野回忆，1965年夏他到北京邓拓家中，在案头墙上，悬挂着一幅毛主席手书《琵琶行》，不仅他从未看到过，也是他见过的毛主席书法中（包括复制品在内）写得最好的作品。他惊喜地仔细观看、欣赏这幅龙腾虎跃的笔法。邓拓歪着头看着，甜蜜地笑着。他也是最喜爱主席这帧未公布于世的作品。

爱情

　　丁一岚是“一二九”运动中天津市进步学生，抗日战争开始后到延安，1938年到晋察冀边区从事妇女工作，任平山县妇女抗日救国会副主任。1941年2月，平山县一个年轻的妇女抗日积极分子被恶毒的公公、丈夫杀害了。出于革命义愤，丁一岚写了一篇近三千字的通迅《血的控诉》投给晋察冀日报，杀人凶手受到了应有的惩处，报纸于这年6月24日以较大的篇幅发表了这篇通讯。在通讯发表的过程中，担任晋察冀日报总编辑的邓拓开始和作者通信，经过近一年的信件往来，他们初晤于平山县的瓦口川。两人踏着月光，漫步在长堤上，互相交谈了彼此的理想和抱负。邓拓将其写在《初晤》、《夜别》两首诗中。

　　1942年春天，当他们再次相遇到滹沱河边时，约定了终身。丁一岚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漫步在滹沱河畔，漫天风沙代替了清风明月，习惯了的战斗生活，倒增添了几分豪情，我们终于约定了终身。”邓拓以《心盟》为题借诗记情：“滹沱河畔定心盟，卷地风沙四野鸣，如此年时如此地，人间长此记深情。”

　　1942年3月7日，邓拓与丁一岚以平山南滚龙沟一间农家小屋为洞房，结为夫妻。结婚那天200多人为这对新人祝贺，整个十多里长的滚龙沟洋溢着欢快的气氛。尽管当时正处在敌情紧张的时期，但革命的浪漫情怀并没因此而改变。这对革命伴侣在太行山的山坳里度过了抗战时期最艰苦的时期，同时也是他们一生最美好、最难忘的时光。

故居

　　邓拓故居位于福州乌山北麓天皇岭东北坡下第一山房七号,为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重修后辟为邓拓纪念馆。故居占地面积1015平方米，展厅面积380平方米。主楼是一座双层木结构的小楼房，坐北朝南，为清末民国初福州旧民居风格建筑，楼高9米，在主楼西侧有一间书房，即邓拓卧室。这栋楼原为邓拓父母及兄长的居室，现辟为展室。陈列《邓拓生平展》，以邓拓人生经历为脉络，分为《邓拓生平》、《邓拓著作》、《怀念邓拓》三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又纵线展开，分“别家前后”、“烽火硝烟”、“和平建设”3个时期，第二部分则以横线排列，分新闻、历史、哲学、文学、书画鉴赏等5个方面展出。以大量的珍贵照片资料和邓拓一生创作的著作，及后人对他的怀念，体现邓拓刚直清正，无私无畏的一生。邓拓故居及纪念馆(17张)

诗书作品

　　竹 （题画诗）阶前老老苍苍竹，却喜长年衍万竿，最是虚心留劲节，久经风雨不知寒。

　　邓拓作品及传记(20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