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百科介绍

人物生平

　　戴震难师

　　戴震的祖先在唐朝曾做过大官，但戴震的曾祖，祖父和父亲都没有作过官，等到戴震的父亲戴弁继承家业时，家中已经十分清寒了。戴震虽然生在隆冬腊月，可他出生的那天竟雷声震天，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为震。戴震自幼聪敏，过目成诵，十岁日读书数千言不休，某日读《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下，问私塾老师说：“此何以知其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其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应之曰：“此朱文公所说。”但戴震接着指出周朝离宋朝有两千年之遥，为什么朱子能知道这些事呢？问得老师无言以对，其师不禁赞叹“此非常儿也。”

　　名师授业

　　戴震生于1723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724年1月19日），十八岁时随父客江西南丰，又课学童于福建邵武。这一时期，同里程询对他非常器重，后来戴震在文章中称程为“先师”。二十岁那年，戴震偶遇年过六旬的音韵学家江永，江永精通三礼，旁通天文，地理，算学及声韵等。师从江永的日子，戴震学问大进。戴震二十二岁时写成《筹算》二卷，二十四岁写成《考工记图注》，三十岁到三十三岁完成《勾股割圜记》、《周髀北极璇玑四游解》等文，都属自然科学著作。三十三岁以前，他还著有《六书论》三卷，《尔雅文字考》十卷，以及《屈原赋注》、《诗补传》等。

　　避仇入都

　　乾隆二十年（1755），戴震三十三岁，是他一生的转折点。《清史稿·戴震传》称他“避仇入都”。纪昀在其《考工记图注》的序中说：“盖先生是年讼其族子豪者侵占祖坟。族豪倚财结交县今，文致先生罪。乃脱身挟策入都，行李衣服无有也，寄旅于歙县会馆，餷粥或不继，而歌声出金石。”同年夏，戴震于京城结识纪昀，钱大昕等，同时，他的《勾股割圜记》被秦惠田全文刊载，并由吴思孝设法刻印，《考工记图注》则由纪昀刻印成功，戴震因此名重京城。乾隆二十一年，戴震仍留京，在吏部尚书王安国寓，为王之子王念孙授读。王念孙与其后的段玉裁，成为戴震最著名的两个学生。王的《读书杂志》、《广雅疏证》，段的《说文解字注》、《六书音韵表》，是清代学术史上有卓越成就的著作。乾隆二十二年王安国去世，戴震自京南下，在扬州两淮盐运使卢见曾署中认识惠栋。这时，考据学者中有吴派、皖派之分。这主要是就其居住地区而言，在学术上也有所同异。惠栋是吴派大师，戴震是皖派大师，两人的结识也是很有学术意义的。次年惠栋去世，戴震在《惠定字先生授经图》中曾提出：夫所谓义理，苟可以舍经而室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他认为学术理论见解的提出，要有所依据。这与他所说的“圣人之道在六经也。凡学始乎离词（分析词句之意），中乎辨言，终乎闻道”，是一致的。然而如果认为“不出于圣人之经，皆非学也”，那就显示出片面性来。事实上戴震的社会政治思想运用了大量经典语言，但表达的是他本身的经验与体会。

　　科举不顺

　　戴震二十九岁始入学为秀才，到四十岁才乡试中举，以后六次入京会试不第。在当时以科举为正途出身，是普遍的社会心理，而未能入翰林院，对于众望所归、久负盛名的戴震无疑是一个实际矛盾。戴震于乾隆三十四年第三次会试不第，往山西布政使朱珪处，被聘修《汾州府志》。王辑五是汾阳县人，戴为之作墓志铭，在墓志中借题发挥，写出科举制度流弊并表达自己的感慨，他本人对科举的评论是：“其流弊，苟焉皮傅，剿说雷同。学不一二年，目不睹全经，掇拾巍科高第，不必素所蓄积也。故不见师友之盛如古昔，岂非徒趋利禄，加以得之固易哉。……士之贵学，岂如是而已哉。”他指出科举之士，掇拾科名，争趋利禄，往往是没有实学的人。当在此时。由于会试屡次不中，又不能放弃这一途径，戴震从四十一岁到五十五岁，一再往来南北。四十一岁时，戴震在京，段玉裁相从讲学，后致函自称弟子。这年会试落选后，往江西瑞州（今江西高安、宜丰县境），曾作《凤仪书院碑记》，又提出通经致用的理论。他说：夫士不通经则材不纯，识不粹，不足以适于化理。故用经义选士者，欲其通经，通经欲纯粹其材识，然后可傅之化理斯民，克敬其事，供其职。

　　四十六岁，他应直隶总督方观承之聘，修《直隶河渠书》一百一十一卷，后未克竣事。此书清稿，据段玉裁记，一藏曲阜孔府，一藏直隶总督周元理家。周之甥婿据戴书删削，易名《畿辅安澜志》，冒名缮写进呈，由武英殿刊印。又今徽州文化馆尚残存《直隶河渠书》的抄稿若干。四十七岁时，戴震会试落选，往山西修《汾州府志》，四十九岁又不第，在山西修《汾阳县志》。五十岁，自汾阳入京，会试又不中，往浙东主讲金华书院。《孟子字义疏证》的初稿《绪言》即作于是年。翌年，继续在金华讲学。

　　著学以终

　　这年秋天四库全书馆正总裁于敏中以纪昀、裘日修之言，向乾隆帝推荐戴震，特召入京为四库馆纂修官。五十三岁，戴震第六次会试又不第。由于其声望，奉乾隆帝命，与录取的贡士一同参加殿试，赐同进士出身，为翰林院庶吉士，仍从事四库全书的编纂。在四库馆中，戴震作出不少成绩，从《永乐大典》辑出宋代张淳的《仪礼识误》三卷，把宋李如圭的《仪礼集释》厘订为三十卷。张淳的书，朱熹曾说“永嘉张忠甫所校《仪礼》甚仔细……较他本为最胜的《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等大部世无传本而散见《永乐大典》各韵部，经戴震辑出列入四库全书，各加案语，写成提要。戴震在四库全书馆，利用藏书条件，凡是天文、算法、地理、文字声韵等各方面的书，均经其考订，精心研究、全力以赴，到五十五岁，乾隆42年（1777）五月二十七日（7月1日）殁于北京崇文门西范氏颖园，可以说是以身殉职。他的弟子段玉裁说“谓先生鞠躬尽瘁，死于官事可也”。纪昀有诗怀念：“披肝露胆两不疑，情话分明忆旧时。”洪榜为戴震写行状称：“抱经世之才，其论治以富民为本”。卢文弨为《戴氏遗书》作序，称：吾友新安戴东原先生，生于顾亭林（顾炎武）、阎百诗（阎若璩）、万季野（万斯同）诸老之后，而其学足与之匹。精诣深造，以求至是之归。胸有真得，故能折衷群言，而无徇矫之失。王昶后来为戴震作墓志铭，钱大昕后作《戴先生震传》详细记录了戴一生行谊及学术成就。

　　戴震卒后，其小学，则高邮王念孙、金坛段玉裁传之；测算之学，曲阜孔广森传之；典章制度之学，则兴化任大椿传之：皆其弟子也。

著述校刊

　　戴震与吴派并称的皖派（见乾嘉学派）主要代表。一生先后撰成《筹算》、《勾股割圆记》、《六书论》、《尔雅文字考》及《考工记图注》、《原善》、《尚书今文古文考》、《春秋改元即位考》、《诗经补注》、《声类表》、《方言疏证》、《声韵考》及《孟子字义疏证》等，并应河北、山西等地官员聘请，纂修《直隶河渠书》、《汾州府志》、《汾阳县志》，主讲浙江金华书院。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全书》馆，以举人受特召任纂修官。在馆五年，疑文奇义，累有辨析。先后经手校订《水经注》、《仪礼集释》、《周髀算经》、《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海岛算经》及《五曹算经》诸书。逝世前夕，写有著名的《答彭进士允初书》。

学术成就

　　训诂学

　　其学实事求是，不主一家，亦不尚博览，务为专精。在文字、音韵、训诂及地理、数学等方面，都以断制精审著称，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所校《水经注》解决了长期以来经文、注文混淆的问题。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几部古代算经，经其校订，使中国古代的数学成就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所撰《声类表》、《声韵考》等，将入声及祭、泰、夬、废四韵独立，析古韵为十六部，对古音学发展作出了贡献。为其所提出的“故训、音声恒相因”、“因声而知义”等训诂学主张，对于清代训诂学的发展影响深远。针对当时对汉儒传注株守笃信的学术倾向，提出“志乎闻道”的为学宗旨，主张寓义理于考证，在对儒家经典的训诂中去求义理。

　　哲学

　　学术研究中，戴震首先是以乾嘉考据之学大师著称于世的。但与清代中叶其他经师钻故纸堆不同的是，戴震考据学的出发点在于有意识地继承并发扬顾炎武以来的学术传统，他提出过“由故训以明义理”、“执义理而后能考核”的学术思想，既反对程朱理学空谈义理的虚玄无物，又反对乾嘉考据的矫枉过正。他说：“凡学始乎离词，中乎辨言，终乎闻道。”“离词——辨言——闻道”，构成了戴震哲学的主体框架。在戴震看来，故训明物，乃是明道之具，两者是不能分开的。他说：“夫今人读书，文字之鲜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鲜能有通，妄谓通其心志。”戴震的意思是，义理、考据、文章（词章）同为学问之途，“义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源”，义理是最为重要的，考据、词章只不过是通向义理的手段。这直接导致了戴震的考据学具有与众不同的性质：“有志闻道，为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从现代解释学的角度看来，戴震“取证于经书”的训诂学，完全是一个主体意识呈现的过程，是通过传统经典的义理发现来揭示哲学思想的手段。

　　所著《孟子字义疏证》、《原善》及《答彭进士允初书》等，批判宋明以来程朱陆王之学，集中阐明其哲学主张，在清代思想史、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书中提出了“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的见解。认为理就是条理，而宋明理学家的所谓理，不同于儒家经典中的理。指出：“就事物言，非事物之外别有理义也。”抨击程朱“以理为气之主宰”是“诬圣乱经”。痛斥宋明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之说是“适成忍而残杀之具”，是“以理杀人”。与之针锋相对，他提出了“欲，其物；理，其则也”的命题，认为“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从而建立起带有浓厚考证色彩的人性说。整个乾嘉时期，考据之学风靡朝野，戴震的义理之学一直未能引起学术界重视，他只是作为一个考据家而深为一时学者所推重。一生著述甚多，后世汇为《戴氏遗书》刊行。

　　章学诚说：“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谓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之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章氏高论可谓独具慧眼。戴震借助对《孟子》的再次诠释（主要见于他的代表作《孟子字义疏证》），重新解释了理、天道、性、才、道、仁、义、礼、智、诚等哲学范畴，在继承并尖锐批评程朱理学的同时，展现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他坚持“气化即道”的宇宙观，谓：“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并且说：“阴阳五行，道之实体也。”也就是说，阴阳五行永不停息的运动构成了道的真实内容。戴震的哲学思想特别擅长于哲学分析、抽象与理性思辨。他重新梳理了“化之原”与“化之流”、“生生者”与“生生而条理者”以及“自然”、“必然”、“本然”的关系，认为宇宙生命及其变化的源头是“仁”，“仁”是“生生者”，“变化之流”是“生生之条理者”，即“理”。换言之，人道本于性，而人性源于天道；天道固无不善，人道、人性自然也就无不善；于是，人的生命价值与宇宙生命的意义就融汇于“天人合一”的境界：基于本然之德，归于必然之常，以全其自然之顺。戴震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打破了“天理”、“理”的神圣性、神秘性，他用分析的方法将其还原为不同类与不同事物的规定性，借助先秦两汉时期质朴、平实的经典释诂，指出所谓“天理”就是天然的、自然而然的道理。宋儒将“理”与“欲”截然对立，戴震则认为，“理”与“欲”是统一的，欲望的适当满足就是“理”。“理者，存乎欲者也。”他十分注重人的血气心知，“人生而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惟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后欲得遂也，情得达也。”欲、情、知是天赋的人性，天赋人以“心”，即理性思维来调节作为感性存在的人。换言之，人欲并不可怕，也不是邪恶的，追求人欲的满足是正当的人性要求。欲、情、知三者条畅通达，才是人生的理想状态。

　　戴震以“理欲一元”的论说，打破了程朱理学“理欲二元论”的藩篱，并且视程朱之“理”为专制主义的“残杀之具”：“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旗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诸如此类的论述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时期都十分流行。这些思想在客观上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的平等要求，包含着启蒙思想的因素，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先声。

众人褒贬

　　章太炎是推重戴震的第一人，“铨次诸儒学术所原，不过惠、戴二宗”。又说戴学源于荀子。从章太炎开始，戴震的哲学才进一步为人所注意。胡适著《戴东原的哲学》，认为戴震建立起“清朝学术全盛时代的哲学”，“可说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也可以说是新理学的建设——哲学的中兴。”

　　戴震“反宋儒”、“反朱熹”，故不为钱穆所喜。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认为：“然东原斥程朱即所以发挥程朱，实斋（章学诚）宗陆王即所以叛离陆王，取径虽异，旨则归一，则两家之貌异缓和疼不能掩其心同。”戴震撰有《汾州府志》和《汾阳县志》，其间与章学诚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余英时谓：“东原谓方志当重地理沿革，这里显然表现出了一种狭义的考证观点。盖东原治《水经注》有年，即移《水经注》之法于方志之纂修也。”

清史文载

　　戴震，字东原，休宁人。读书好深湛之思，少时塾师授以说文，三年尽得其节目。年十六七，研精注疏，实事求是，不主一家。与郡人郑牧、汪肇龙、方矩、程瑶田、金榜从婺源江永游，震出所学质之永，永为之骇叹。永精礼经及推步、钟律、音声、文字之学，惟震能得其全。

　　性特介。年二十八补诸生，家屡空，而学日进。与吴县惠栋、吴江沈彤为忘年友。以避仇入都，北方学者如献县纪昀、大兴朱筠，南方学者如嘉定钱大昕、王鸣盛，馀姚卢文弨，青浦王昶，皆折节与交。尚书秦蕙田纂五礼通考，震任其事焉。

　　乾隆二十七年，举乡试，三十八年，诏开四库馆，徵海内淹贯之士司编校之职，总裁荐震充纂修。四十年，特命与会试中式者同赴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震以文学受知，出入著作之庭。馆中有奇文疑义，辄就咨访。震亦思勤修其职，晨夕披检，无间寒暑。经进图籍，论次精审。所校大戴礼记、水经注尤精核。又於永乐大典内得九章、五曹算经七种，皆王锡阐、梅文鼎所未见。震正譌补脱以进，得旨刊行。四十二年，卒於官，年五十有五。

　　震之学，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谓：“义理不可空凭胸臆，必求之於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必求之古训。古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义理明，而我心之同然者，乃因之而明。义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也。彼歧古训、义理而二之，是古训非以明义理，而义理不寓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於异学曲说而不自知也。”

　　震为学精诚解辨，每立一义，初若创获，乃参考之，果不可易。大约有三：曰小学，曰测算，曰典章制度。

　　其小学书有六书论三卷，声韵考四卷，声类表九卷，方言疏证十卷。汉以后转注之学失传，好古如顾炎武，亦不深省。震谓：“指事、象形、谐声、会意四者为书之体，假借、转注二者为书之用。一字具数用者为假借，数字共一用者为转注。初、哉、首、基之皆为始，工卩、吾、台、予之皆为我，其义转相注也。”又自汉以来，古音浸微，学者於六书之故，靡所从入。顾氏古音表，入声与广韵相反。震谓：“有入无入之韵，当两两相配，以入声为之枢纽。真至仙十四韵，与脂、微、齐、皆、灰五韵同入声；东至江四韵及阳至登八韵，与支、之、佳、咍、萧、宵、肴、豪、尤、侯、幽十一韵同入声；浸至凡九韵之入声，则从广韵，无与之配。鱼、虞、模、歌、戈、麻六韵，广韵无入声，今同以铎为入声，不与唐相配。而古音递转及六书谐声之故，胥可由此得之。”皆古人所未发。其测算书原象一卷，迎日推策记一卷，句股割圜记三卷，历问一卷，古历考二卷，续天文略三卷，策算一卷。自汉以来，畴人不知有黄极，西人入中国，始云赤道极之外又有黄道极，是为七政恒星右旋之枢，诧为六经所未有。震谓：“西人所云赤极，即周髀之正北极也，黄极即周髀之北极璿玑也。虞书‘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盖设璿玑以拟黄道极也。黄极在柱史星东南，上弼、少弼之间，终古不随岁差而改。赤极居中，黄极环绕其外，周髀固已言之，不始於西人也。”

　　震所著典章制度之书未成。有诗经二南补注二卷，毛郑诗考四卷，尚书义考一卷，仪经考正一卷，考工记图二卷，春秋即位改元考一卷，大学补注一卷，中庸补注一卷，孟子字义疏证三卷，尔雅文字考十卷，经说四卷，水地记一卷，水经注四十卷，九章补图一卷，屈原赋注七卷，通释三卷，原善三卷，绪言三卷，直隶河渠书一百有二卷，气穴记一卷，藏府算经论四卷，葬法赘言四卷，文集十卷。

　　震卒后，其小学，则高邮王念孙、金坛段玉裁传之；测算之学，曲阜孔广森传之；典章制度之学，则兴化任大椿传之：皆其弟子也。后十馀年，高宗以震所校水经注问南书房诸臣曰：“戴震尚在否？”对曰：“已死。”上惋惜久之。王念孙、段玉裁、孔广森、任大椿自有传。

纪念场所

　　戴震纪念馆

　　戴震纪念馆位于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隆阜中街，原为一清代民居建筑。1924年，适逢戴震诞生200周年，戴氏后裔献出此屋，建为“隆阜私立戴氏东原图书馆”。1957年，该馆交给国家管理。1983年修葺一新，正式命名为“戴震纪念馆”。修葺后馆舍占地面积108平方米，为砖木结构，顶面盖小青瓦，洁白墙身，龙卷山墙，樨头鹊尾，朱漆棂门。大门门楣上嵌有“戴震纪念馆”五个大字，由张恺帆书。馆内设有休息室、瞻仰厅、藏书楼、阅览室等。瞻仰厅临河无檐墙，双步架雏形回廊，柱之间装飞来椅。明间金柱装隔扇，次问厢房坎墙上装窗扇，整个装饰典雅简朴。厅堂正面壁上额枋，悬挂端木蕻良撰书的“盖代大师”漆匾，左右有戴逸撰写的“治经先考文博学冠群伦；干古不朽作原善共疏证”楹联。迎面案桌上，安放一尊古铜色戴震塑像。厅中间展览柜中，存放有戴震手稿、乾隆手谕（影印件）等珍贵文物。瞻仰厅楼层为藏书楼，有戴震伏案用的红木桌、手稿及多种版本著作。纪念馆现为屯溪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戴震公园

　　戴震公园原名华山公园，因纪念戴震而更名。公园位于屯溪延安路北的华山岭上。园内有徽派建筑、徽派盆景。动物园和戴震塑像等景。

　　戴震墓

　　戴震墓位于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商山乡东北几山头。墓地面积40平方米，土冢。墓向朝北，地面封土堆高1.5米，墓前有其子嗣所立的青石碑一块，上有“隆阜戴氏，皇清特赐进士出身，敕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先考东原府君，先姚朱氏孺人合墓”等字样。墓前有红砂岩长条石砌成的约20平方米的享堂，堂口宽1.2米。墓地周围山清水秀，阡陌连绵。墓后层峦叠蟑，苍松滴翠。1961年7月，列为安徽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县人民委员会曾予修缮并立有碑记。

代表诗作

　　【咏剡水】

　　已有扁舟兴，曾看过剡图。

　　翻思名手尽，谁复费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