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篇 探赜第二十七
《史通》 作者:刘知几
古之述者,岂徒然哉!或以取舍难明,或以是非相乱。由是《书》编典诰,
宣父辨其流;《诗》列风雅,卜商通其义。夫前哲所作,后来是观,苟夫其指归,
则难以传授。而或有妄生穿凿,轻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误生人之耳目,其
为谬也,不亦甚乎!
昔夫子之刊鲁史,学者以为感麟而作。案子思有言:吾祖厄于陈、蔡,始作
《春秋》。夫以彼聿修,传诸诒厥,欲求实录,难为爽误。是则义包微婉,因攫
莓而创词;时逢西狩,乃泣麟而绝笔。传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为自反袂
拭面,称吾道穷,然后追论五始,定名三叛。此岂非独学无友,孤陋寡闻之所致
耶?
孙盛称《左氏春秋》书吴、楚则略,荀悦《汉纪》述匈奴则简,盖所以贱夷
狄而贵诸夏也。案春秋之时,诸国错峙,关梁不通,史官所书,罕能周悉。异乎
炎汉之世,四海之家,马迁乘传,求自古遗文,而州郡上计,皆先集太史,若斯
之备也。况彼吴、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鲁邦,尤为迂阔,丘明所录,
安能备诸?且必以蛮夷而固略也,若驹支预于晋会,长狄埋于鲁门,葛卢之辨牛
鸣,郯子之知鸟职,斯皆边隅小国,人品最微,犹复收其琐事,见于方册。安有
主盟上国,势迫宗周,争长诸华,威陵强晋,而可遗之者哉?又荀氏著书,抄撮
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概,夷夏皆均,非是独简胡乡,而偏详汉室。盛既疑丘
明之摈吴、楚,遂诬仲豫之抑匈奴,可谓强奏庸音,持为足曲者也。
盖明月之珠,不能无瑕;夜光之璧,不能无类。故作者著书,或有病累。而
后生不能诋诃其过,又更文饰其非,遂推而广之,强为其说者,盖亦多矣。如葛
洪有云:“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
项羽列于本纪,以为居高位者,非关有德也。”案史之所书也,有其事则记,无
其事则缺。寻迁之驰鹜今古,上下数千载,春秋已往,得其遗事者,盖唯首阳之
二子而已。然适使夷、齐生于秦代,死于汉日,而乃升之传首,庸谓有情。今者
考其先后,随而编次,斯则理之恒也,乌可怪乎?必谓子长以善而无报,推为传
首,若伍子胥、大夫种、孟轲、墨翟、贾谊、屈原之徒,或行仁而不遇,或尽忠
而受戮,何不求其品类,简在一科,而乃异其篇目,各分为卷。又迁之纰缪,其
流甚多。夫陈胜之为世家,既云无据;项羽之称本纪,何求有凭。必谓遭彼腐刑,
怨刺孝武,故书违凡例,志存激切。若先黄、老而后《六经》,进奸雄而退处士,
此之乖刺,复何为乎?
隋内史李德林著论,称陈寿蜀人,其撰《国志》,党蜀而抑魏。刊之国史,
以为格言。案曹公之创王业也,贼杀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祸千王莽。文
帝临戎不武,为国好奢,忍害贤良,疏忌骨肉。而寿评皆依违其事,无所措言。
刘主地居汉宗,仗顺而起,夷险不挠,终始无瑕。方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
譬以侯伯,宜辈秦缪、楚庄。而寿评抑其所长,攻其所短。是则以魏为正朔之国,
典午攸承;蜀乃僣伪之君,中朝所嫉。故曲称曹美,而虚说刘非,安有背曹而向
刘,疏魏而亲蜀也?夫无其文而有其说,不亦凭虚亡是者耶?
习凿齿之撰《汉晋春秋》,以魏为伪国者,此盖定邪正之途,明顺逆之理耳。
而檀道鸾称其当桓氏执政,故撰此书,欲以绝彼瞻乌,防兹逐鹿。历观古之学士,
为文以讽其上者多矣。若齐冏失德,《豪士》于焉作赋;贾后无道,《女史》由
其献箴。斯皆短什小篇,可率尔而就也。安有变三国之体统,改五行之正朔,勒
成一史,传诸千载,而籍以权济物议,取诫当时。岂非劳而无功,博而非要,与
夫班彪《王命》,一何异乎?求之人情,理不当尔。
自二京板荡,五胡称制,崔鸿鸠诸伪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
家而已。魏收云:鸿世仕江左,故不录司马、刘、萧之书,又恐识者尤之,未敢
出行于外。按于时中原乏主,海内横流,逖彼东南,更为正朔。适使素王再出,
南史重生,终不能别有异同,忤非其议。安得以伪书无录,而犹罪归彦鸾者乎?
且必以崔氏祖宦吴朝,故情私南国,必如是,则其先徙居广固,委质慕容,何得
书彼南燕,而与群胡并列!爱憎之道,岂若是邪?且观鸿书之纪纲,皆以晋为主,
亦犹班《书》之载吴、项,必系汉年,陈《志》之述孙、刘,皆宗魏世。何止独
遗其事,不取其书而已哉!但伯起躬为《魏史》,传列《岛夷》,不欲使中国著
书,推崇江表,所以辄假言崔志,用纾魏羞。且东晋之书,宋、齐之史,考其所
载,几三百篇,而伪邦坟籍,仅盈百卷。若使收矫鸿之失,南北混书,斯则四分
有三,事归江外。非唯肥瘠非类,众寡不均;兼以东南国史,皆须纪传区别。兹
又体统不纯,难为编次者矣。收之矫妄,其可尽言乎!
于是考众家之异说,参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怀,枉申探赜;或妄加向背,
辄有异同。而流俗腐儒,后来末学,习其狂狷,成其诖误,自谓见所未见,闻所
未闻,铭诸舌端,以为口实。唯智者不惑,无所疑焉。
宣父辨其流;《诗》列风雅,卜商通其义。夫前哲所作,后来是观,苟夫其指归,
则难以传授。而或有妄生穿凿,轻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误生人之耳目,其
为谬也,不亦甚乎!
昔夫子之刊鲁史,学者以为感麟而作。案子思有言:吾祖厄于陈、蔡,始作
《春秋》。夫以彼聿修,传诸诒厥,欲求实录,难为爽误。是则义包微婉,因攫
莓而创词;时逢西狩,乃泣麟而绝笔。传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为自反袂
拭面,称吾道穷,然后追论五始,定名三叛。此岂非独学无友,孤陋寡闻之所致
耶?
孙盛称《左氏春秋》书吴、楚则略,荀悦《汉纪》述匈奴则简,盖所以贱夷
狄而贵诸夏也。案春秋之时,诸国错峙,关梁不通,史官所书,罕能周悉。异乎
炎汉之世,四海之家,马迁乘传,求自古遗文,而州郡上计,皆先集太史,若斯
之备也。况彼吴、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鲁邦,尤为迂阔,丘明所录,
安能备诸?且必以蛮夷而固略也,若驹支预于晋会,长狄埋于鲁门,葛卢之辨牛
鸣,郯子之知鸟职,斯皆边隅小国,人品最微,犹复收其琐事,见于方册。安有
主盟上国,势迫宗周,争长诸华,威陵强晋,而可遗之者哉?又荀氏著书,抄撮
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概,夷夏皆均,非是独简胡乡,而偏详汉室。盛既疑丘
明之摈吴、楚,遂诬仲豫之抑匈奴,可谓强奏庸音,持为足曲者也。
盖明月之珠,不能无瑕;夜光之璧,不能无类。故作者著书,或有病累。而
后生不能诋诃其过,又更文饰其非,遂推而广之,强为其说者,盖亦多矣。如葛
洪有云:“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
项羽列于本纪,以为居高位者,非关有德也。”案史之所书也,有其事则记,无
其事则缺。寻迁之驰鹜今古,上下数千载,春秋已往,得其遗事者,盖唯首阳之
二子而已。然适使夷、齐生于秦代,死于汉日,而乃升之传首,庸谓有情。今者
考其先后,随而编次,斯则理之恒也,乌可怪乎?必谓子长以善而无报,推为传
首,若伍子胥、大夫种、孟轲、墨翟、贾谊、屈原之徒,或行仁而不遇,或尽忠
而受戮,何不求其品类,简在一科,而乃异其篇目,各分为卷。又迁之纰缪,其
流甚多。夫陈胜之为世家,既云无据;项羽之称本纪,何求有凭。必谓遭彼腐刑,
怨刺孝武,故书违凡例,志存激切。若先黄、老而后《六经》,进奸雄而退处士,
此之乖刺,复何为乎?
隋内史李德林著论,称陈寿蜀人,其撰《国志》,党蜀而抑魏。刊之国史,
以为格言。案曹公之创王业也,贼杀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祸千王莽。文
帝临戎不武,为国好奢,忍害贤良,疏忌骨肉。而寿评皆依违其事,无所措言。
刘主地居汉宗,仗顺而起,夷险不挠,终始无瑕。方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
譬以侯伯,宜辈秦缪、楚庄。而寿评抑其所长,攻其所短。是则以魏为正朔之国,
典午攸承;蜀乃僣伪之君,中朝所嫉。故曲称曹美,而虚说刘非,安有背曹而向
刘,疏魏而亲蜀也?夫无其文而有其说,不亦凭虚亡是者耶?
习凿齿之撰《汉晋春秋》,以魏为伪国者,此盖定邪正之途,明顺逆之理耳。
而檀道鸾称其当桓氏执政,故撰此书,欲以绝彼瞻乌,防兹逐鹿。历观古之学士,
为文以讽其上者多矣。若齐冏失德,《豪士》于焉作赋;贾后无道,《女史》由
其献箴。斯皆短什小篇,可率尔而就也。安有变三国之体统,改五行之正朔,勒
成一史,传诸千载,而籍以权济物议,取诫当时。岂非劳而无功,博而非要,与
夫班彪《王命》,一何异乎?求之人情,理不当尔。
自二京板荡,五胡称制,崔鸿鸠诸伪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
家而已。魏收云:鸿世仕江左,故不录司马、刘、萧之书,又恐识者尤之,未敢
出行于外。按于时中原乏主,海内横流,逖彼东南,更为正朔。适使素王再出,
南史重生,终不能别有异同,忤非其议。安得以伪书无录,而犹罪归彦鸾者乎?
且必以崔氏祖宦吴朝,故情私南国,必如是,则其先徙居广固,委质慕容,何得
书彼南燕,而与群胡并列!爱憎之道,岂若是邪?且观鸿书之纪纲,皆以晋为主,
亦犹班《书》之载吴、项,必系汉年,陈《志》之述孙、刘,皆宗魏世。何止独
遗其事,不取其书而已哉!但伯起躬为《魏史》,传列《岛夷》,不欲使中国著
书,推崇江表,所以辄假言崔志,用纾魏羞。且东晋之书,宋、齐之史,考其所
载,几三百篇,而伪邦坟籍,仅盈百卷。若使收矫鸿之失,南北混书,斯则四分
有三,事归江外。非唯肥瘠非类,众寡不均;兼以东南国史,皆须纪传区别。兹
又体统不纯,难为编次者矣。收之矫妄,其可尽言乎!
于是考众家之异说,参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怀,枉申探赜;或妄加向背,
辄有异同。而流俗腐儒,后来末学,习其狂狷,成其诖误,自谓见所未见,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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